三是作为个体联合的集体生活单元，主要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2015年《立法法》将上述禁令纳入，其104条第3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所谓有限授权模式，是指在坚持现行一元化司法解释资源供给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对地方司法机关进行有限授权，扩大其在两高司法解释制定程序中的参与空间，最终以司法解释满足其个性化释法需求的操作机制。
由于地方释法文件仅具地方性，其直接目的在于解决当地司法实践的问题，使得制定者的着眼点存在相当程度的局限，[46]而不同地区针对同一问题作出的解释大相径庭，更直接威胁法制统一目标的实现。客观来看，法律与司法解释文件存在无法避免的表意模糊与规则漏洞，时常难以为实践所把握，且各地面临的社会治理状况确有不同，基于全国状况制定的司法解释文件未必具有普适性，地方释法文件也未必全无合理性。同时，受制于司法责任制、司法考核以及人财物管理等多重压力，下级司法机关亦无力对此类文件提出挑战。理论上看，在地方释法规制规范允许地方司法机关以其他规范性文件为名制定具有事实性效力的释法文件时，其失范的结果便已注定。然而，这又势必导致司法解释资源的短缺。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起草部门应当基于立法目的、原则和原意以及司法政策等各项因素，针对识别出的个性化释法需求，权衡法制统一与地方司法治理的价值，以明确司法解释中需要差异化处理的内容。刑法中关于非法经营罪的界定就需要从功能角度分析，该罪名要以实现经济系统的功能为目的和限度，而不能任意扩大化。
2. 目的论式的概念建构 相较于范畴式的概念建构，目的论上的概念建构融入了实体性的价值判断。[19] 本质来说，法教义学的工作都可归结为这两点。法律系统的运作并不以实现其它社会子系统的功能为定向，法律系统只能以合法/非法为符码，而无法看到其它社会子系统的符码，即法律系统的目标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追求真理，法律系统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稳定化规范预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功能取向更能将这二者同时涵括在内，表达出今天法教义学的基本特征。
从文本到目的，中间必须植入外部指涉，即必须在合法/非法之外寻找一个第二值（经济、道德、政治等），以使空心化的合法/非法符码实体化，但这个实体化又必须与法密切联系，这就需要实现二者的结合。[20]功能在这两个层面都具有意义。
某种后果的确定通常也属于此类事实，如抽烟有害健康开车会提高空气污染核电站会产生泄漏风险等等，参见王鹏翔、张永健：《经验面向的规范意义——论实证研究在法学中的角色》，《中研院法学期刊》第17期，第234页。另一方面则是实证法文本与解释之间的可变空间。[26] N.Luhmann,Rechtssoziologie,4.Aufl.,Opladen 2008,S.214 ff. [27]参见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变法通议》一），载《梁启超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而相应的方法，在引入到法律系统之后，也受法律系统之功能定向的影响，而与原生系统中的方法运行产生某种不一致，以因应法教义学的要求，从而实现方法的内在化。
在开放性的背景下，法学的方法并非是一元化的，而是多元并存。然而，今日之法学的理解，早已将开放性、不完整性、不确定性融入其中，外部指向性（外部论证）也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法学，涵摄只是（却并非不重要）具有一种外部向内部转换、实现法律系统冗余性的功能。此种后果定向，并非以确定性的已知后果为出发点，而是以不确定性的未知后果为前提。功能取向的意义在于，能够以功能的视角，在法教义学面临转型时，厘清日益芜杂的诸种法学方法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作用，并消解围绕封闭性和开放性而产生的诸多喋喋不休的争论，从而在方法选择时，更加有的放矢，并直接认清其背后的社会动因。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改变（界定何谓不同者：不同案情或者不同时代）来实现法律对社会的适应，并通过变异的再度稳定化，实现一种安定性。[30]在这种传统教义学的信息储存层面，要真正储存有用的信息，就至少需要在文本和案件基础上新产生如下信息：（1）从文本到概念，形成规范上的构成要件。
但对于人的尊严的界定，仅有这种抽象化的界定是不够的，还需结合具体情况使之能够类型化和具体化。[53]必要时，可根据环境变化，推翻先前的法律决定，比如在后果认识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即使在规范内涵不变的情况下，相关的法律决定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这种定向于过去的视角，其运行逻辑是同在实证法这一片天空之下，相似的案件过去是怎么判的，现在还要怎么判。作者简介：李忠夏，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2）由于后果的复杂性和难以测定，后果的引入具有限定性，需与传统法教义学的概念形成、构成要件等结合到一起，实现后果引入的内在化。[43]参见［奥］恩斯特·A．克莱默著：《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1. 形式化的知识建构 形式化的知识建构包括法律上的知识建构和学术上的知识建构两种。克莱默将概念形成区分为三类，即描述性概念、规范性概念和价值评价概念，便是根据范畴式和目的式的分类所进行的细分。
[10]正是由于脱离了现实，促使概念法学转向了利益法学。[59]输入视角注重案件的归类，而输出视角则关注法律决定的社会后果。
稳定化规范预期主要体现为同案同判，即相同者同等对待，不同者不同对待。现代社会，法律系统需要同时实现这种封闭性与开放性、安定性与正义的两全。
比如在基本权利审查当中，通过判例所发展出来的三阶段审查模式，就成为大多数基本权利案件的思维分析框架。前一种是法律系统被动适应环境之变化。
解释、建构和体系化就构成了法律工作的三步骤或者是两步骤（其中建构和体系化可以合并为一个步骤）。[7]参见［美］罗斯科·庞德著：《法理学》（第一卷），余履雪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所谓的不变性或者一致性，主要是一种以过去为定向的输入性视角，[28]以同案同判和一致性控制为追求目标。由此可见，相同案件，同等对待。
由于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案件，这就首先需要对相关法条进行概念化、类型化处理，使之具有涵摄相同类型案件的能力。[6]在他看来，社会学法学家如今都主张建立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并且认为法律科学不可能是‘与世隔绝、孤芳自赏、自给自足的。
[22]参见李忠夏：《宪法学的系统论基础：是否以及如何可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21页。后者属于以实证法为依托进行的学术上的加工、分析和创设，包括能够将实证法素材纳入其中的知识结构和思维分析框架，这里同样不涉及价值判断。
[32] N.Luhmann,Rechtssystem und Rechtsdogmatik,Stuttgart 1974,S.13. [33] G.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 (3.Aufl.),in A.Kaufmann (Hrsg.),Gesamtausgabe,Bd.II,Heidelberg,1993,S.352 f. [34] G.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 (3.Aufl.),in A.Kaufmann (Hrsg.),Gesamtausgabe,Bd.II,Heidelberg,1993,S.353 f. [35] G.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 (3.Aufl.),in A.Kaufmann (Hrsg.),Gesamtausgabe,Bd.II,Heidelberg,1993,S.352 ff. [36] J.Schröder,Rechts als Wissenschaft.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nlehre in der Neuzeit (1500-1933),2.Aufl.München 2012,S.404 f. [37] Vgl.Pieroth/Schlink,Staatsrecht II:Grundrechte,24 Aufl.,Heidelberg 2008,S.59 ff. [38] Vgl.Pieroth/Schlink,Staatsrecht II:Grundrechte,24 Aufl.,Heidelberg 2008,S.82. [39]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33页。后者则是真正的法律概念，属于实证法素材中的概念建构和体系化工作，如合同的概念界定等。
比如联邦宪法法院从客体公式角度对于人的尊严的界定，[38]其原理可以在不同性质的案件中使用。法教义学这种对理由的描述功能使理由的反复使用成为可能，甚至可以在完全不同属性的案件中使用。某种程度上，注重回应社会环境改变的过去视角，同样带有输出色彩，即希望通过对环境改变的回应，未来达到某种社会效果。如果缺乏一致性控制，法律会变得朝三暮四，人们会无所适从，其权威性便无从谈起，而稳定化预期的功能也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在冗余性的建立过程中，法教义学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机制。概念法学的产生有其时代需求，利益法学也同样如此。
总的来说，冗余性包含三个层面：（1）判决结果的一致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案件进行两种相同性的操作：（1）判断两个事实和情节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案件是否是同案。
至于采用何种方法（历史的、道德的、经济的、后果的）、该方法如何定位并如何运用，端赖于法律系统的功能要求，此所谓方法的功能取向。有的概念需要发掘其中的规定性内容，必须注入目的性的价值内容，比如何谓善良风俗人的尊严等等，有的概念则包含了具体的构成要件，比如什么情况下构成过错。
